林玥飞伦敦前一晚，家里只开着餐桌上方那盏灯。她的行李箱摊在地上，黑色外套搭着半边拉链，像一个没收拾完的决定。 “抗过敏药在抽屉里，别忘了带。”我说。 她低头看手机，手指滑得很快。“知道了，许恺已经提醒过。” 许恺这个名字落在屋里，轻得像一粒灰。我没接话，转身去厨房洗杯子。水流冲在瓷壁上，声音有些响，她抬眼看了我一下，又低头回消息。 那盒药原本放在餐边柜第二层，白色瓶身，标签被磨掉了一角。我拿出来，倒掉里面剩下的药片，再把维生素片装进去。瓶盖拧紧时，手上沾了点甜腻的粉末味。 我把原药瓶单独放进书房抽屉，压在一叠旧发票下面。 四十六岁的人，做这种事并不快。不是因为犹豫，是因为眼睛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稳。我擦干瓶身，又擦了一遍桌面，连掉在地上的一片碎屑也捡起来。 林玥拎着箱子走到门口，忽然问：“你最近是不是不太对劲？” “哪儿不对？” “说不上来。”她换了鞋，鞋跟碰到地砖，清脆地响了一声，“别半夜又出去。” 我看着她的背影，没说我一直都在家，也没说这套房子里，最熟悉的人已经像个借住的客人。 第二天清晨，她六点多出了门。门锁合上的声音很轻，轻得没有告别的意思。 我在窗边站了几分钟，楼下的车灯一盏盏亮起来。那盒装着维生素片的药，被她带去了机场。 半年后，林玥从伦敦回来，打开家门时，里面已经换了住客。房东站在门边，手里捏着新钥匙，先是认出了她，随后没敢多问。 “顾维呢？”她问。 房东说我早就退了房，东西也清得差不多，只留下几件不值钱的家具。 林玥连打几个电话，听筒里只有机械女声。微信、邮箱、旧号码，全都没有回应。她走进卧室，衣柜空了一半，书桌上的设计稿没了，墙上那张结婚十周年的照片还在。 我没有带走它。 照片里的我们站在海边，风把林玥的头发吹到脸上。她笑得很开，我抬手替她挡着太阳。那时我们刚结婚十年，还会为一顿饭去哪儿吃争半天。 客厅角落留着一只纸箱，里面是她父亲留下的茶壶、我们第一次旅行买的钥匙扣，还有那盏用了很多年的台灯。 我带走的，只有自己的衣服、电脑和几本证件资料。 至于那只原药瓶，我也带走了。它被我放在新住处最里面的柜子里，从未打开过。 01 我和林玥结婚十七年。 结婚那年，我二十九岁，她二十七岁。我们没有盛大的婚礼，只在城南一家小饭馆摆了六桌。饭店老板把红纸贴歪了，林玥站在门口看了半天，最后笑着说，歪一点也喜庆。 那时候我刚接触品牌设计，收入不算稳定。林玥在一家外贸公司做助理，工资比我少，却比我准时。她每个月发薪，都会把一部分塞进我那只旧帆布包里，说先把房租交了。 后来我接到一个本地食品厂的包装项目，连续熬了几晚，最后交出的样稿被客户退了三次。林玥下班后跑到我租的工作室，带来一碗热面，坐在旁边替我改错别字。 她不懂设计，只问我，为什么这个字看着不舒服。 我重新看了一遍，发现她说得对。 那几年，我们过得不宽裕，却有商有量。周末去菜市场买半只鸡，回家炖汤；电热水器坏了，找不到师傅，我踩着小凳子在门口扶着她，她拿着螺丝刀修了两个小时。 她升职以后，家里的变化先从时间开始。 林玥成了部门负责人，后来又调到区域管理岗位。她出差越来越多，早班机、红眼航班、临时会议，手机里总有改不完的日程。我那时项目也不稳定，索性把工作室关了，转成自由接单。 这件事是我自己提的。 “家里总得有个人顾着。”我对她说。 她站在玄关换鞋，低头系鞋带，过了几秒才回我：“先这样，等我稳定下来再说。” 她说得认真，我也信了。 于是我开始记水电费，联系保洁，给她整理行李，顺手把她落在洗衣机里的丝巾捞出来。她的衣服按颜色分开，常用药放在小盒子里，护照和登机牌放在门口右侧的抽屉。 最初她回来得晚，会在厨房找我。 “还没睡？” “等你吃饭。” “下次别等了，我在外面吃过。” 她把高跟鞋踢到一边，打开冰箱喝水。那时我还能从她脸上看出疲惫，也能从她的语气里听见歉意。 过了几年，歉意也省了。 她的职位越升越高，家里的事却像被压缩成一张清单。房租什么时候交，空调要不要修，哪天去看岳母，全由我发消息提醒。她通常只回一个字，或者一个点头的表情。 我不觉得自己吃亏。至少那几年，林玥确实把收入放进了家里，家里的房租、日常开销，还有逢年过节给双方父母的钱，都没有断过。 只是有些东西，不是钱能补上的。 我给她买过一只银手镯，是结婚五周年那天，在商场柜台前挑了很久。她戴了两个月，后来收进抽屉，说开会时不方便。 结婚十周年，我订了海边民宿，连车票都买好了。林玥临出发前接到电话，说海外客户的项目出了问题。 “你自己去吧。”她拿着手机站在窗边，“我最多忙两天。” 我问她，忙完能不能赶过去。 她沉默了一下，说：“别等我。” 那次我还是去了。民宿老板给我留了一间朝海的房，窗外一直下雨。我一个人坐在屋里，把两张车票压在茶杯下面，第二天才退房。 回来后，林玥给我带了一盒巧克力。 “伦敦机场买的，挺贵。”她说。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