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烟台市政府有一份关于市长、副市长房租补贴的文件。文件很枯燥，就是一堆数字和名字。可细看那几行，有个细节不太寻常：市长按规定减免增支额的两成，是班子里面最低的一档；副市长周训德减免两成半。其余几位副市长，各有各的比例。 一个班子里的待遇标准，白纸黑字落在纸上，谁多谁少，一目了然。周训德排在那份文件里，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低的。可他自己报上去的那个数字，比规定允许的还严了一档。 一个在个人待遇上如此“计较”的人，把精力都用在了什么地方？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他早年的经历说起。 周训德是莱西人，1934年生，初中文化程度。1949年，他十几岁，到莱西南县政府当公务员。此后的路，是一步一步从基层走上来的：莱西县委办公室，莱阳县委办公室，烟台地委办公室秘书、副主任、主任、副秘书长。1980年，他四十多岁，出任蓬莱县委书记。 一个在县委办公室写了二十多年材料的人，到了县里当一把手，他最擅长的事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而是往下跑。蓬莱靠海，有山有田，那时候的农村刚经历过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元气还没完全恢复。周训德在蓬莱一干就是好几年，抓的就是地里的事。后来他调到烟台市委当农工委书记，又当了副市长。烟台地区的人说起他，常常提到蓬莱那段日子，说他在县里的时候，跟老百姓蹲在一个地头上说话，没什么架子。 他对农业的那种熟悉，不是到了市里才有的。 1992年，他写了一篇长文，叫《烟台市发展高产高效农业的调查与思考》。文章开篇第一句话是：“高产高效农业是个新概念。从理论上讲，高产高效农业就是较高的农业资源效率，即农业资源的产出较高。” 这话今天听起来像是常识，可放在1992年，胶东的农业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粮食产量上去了，可农民口袋里没多几个钱。地还是那些地，种什么、怎么种，得换个脑筋想。周训德在文章里算账，算的是一亩地种粮食能挣多少、种果树能挣多少、搞大棚能挣多少。他没喊口号，就是一笔一笔地算。 那几年，烟台在农业上做的事，后来被总结成“高产高效农业”的路子。周训德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写报告的。他跑县里，跑乡镇，看果园，看大棚，看养殖场。一个副市长，蹲在苹果树下问果农一亩地能套多少袋、一斤能卖多少钱，这种场景在九十年代初的胶东并不少见。 农业的路子摸清了，他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件大事。 1992年，周训德出任烟台市委副书记、市长。那一年，烟台三菱水泥有限公司的合同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家由日本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和三菱商事株式会社独资兴办的企业，后来在烟台福山区登记成立，主要生产销售符合国内外标准的水泥及相关产品。 签字那天，周训德站在人民大会堂的签字厅里，身后是烟台市建材工业公司和有关部门的代表。一个从莱西农村走出来的干部，代表烟台跟三菱签下合同。这件事本身就说明，那个年代的地方干部学东西有多快。 三菱水泥只是他任内抓的大项目之一。那几年，芝罘湾保税加工区起步，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推进，凤凰高科技工业开发区和卧龙外商投资开发区相继奠基。他在市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了“转变职能、强化服务、整体推进我市改革开放”的讲话。一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市长，能把日本三菱这样的大财团引到烟台来，靠的是一趟一趟的谈判和论证。 1993年，周训德转任烟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从管经济到管监督，他没有把这看作退居二线。在人大主任任上，他推了一件事：把代表评议引入常委会的监督机制。1993年，常委会在总结全市县、乡两级代表评议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将代表评议引入常委会的监督机制。第二年，常委会采取三级联动的方式，组织各级人大代表对全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的工作进行了评议。此后两年，又对市政府有关部门的执法情况进行了评议。 五年来，常委会共组织视察活动数十次，对数十项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和视察。这些数字写在人大工作报告里，读起来是干的，但背后是一次一次的下县、一次一次的座谈、一次一次的跟踪督办。 他特别看重信访。 五年共受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数千件次。对一些重大的案件，他认真督促有关部门依法查处。数千件次，摊到五年里，平均一天要处理好几件。一个从基层公务员起步的人，知道老百姓走信访这条路有多不容易。他把信访当成人大监督的一个抓手，不是走形式，是实打实地一件一件往下压。 1996年，周训德率烟台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团一行十几人对韩国群山市进行友好访问。这是烟台市人大常委会首次正式对外交往。一个内陆城市的人大主任，带着团队出国谈友好城市，这种角色转换在当时的山东干部里不算多。 1997年，第二届APEC国际贸易博览会在烟台举办。那是烟台第一次承办这么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常委会组成了多个视察组，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贸洽谈、场馆建设、城区卫生等方面的筹备工作进行了集中视察，提出了不少改进措施，促进了博览会筹备工作的开展。 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