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上海大厦。江西干部方志纯与陈毅见面时，谈起的并不只是旧日战事，还有一件看似普通、在当时却十分重要的事：江西缺少汽车，干部下乡、转运物资、联络各地，都受到交通条件限制。 那时的新上海刚刚接管不久，城市秩序正在恢复。陈毅担任上海市长，事务繁重，却仍抽出时间接待这位从中央苏区一路走来的老战友。方志纯准备前往南昌任职，同行的还有朱旦华及六十多名工作人员，贺子珍、贺怡姐妹也曾与他们在途中相遇。 两人相识于土地革命时期。 1933年，陈毅在江西苏区担任重要军事职务，方志纯则在红军部队中工作。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方志纯曾在陈毅的领导和指挥体系下参加斗争。战场上的相互信任，往往比寻常交往更牢固，几十年过去，见面时仍没有多少生分。 陈毅性情爽朗，见到方志纯，照旧以拳头轻轻碰了他两下。方志纯笑着说：“陈老总，别欺负人啊。” 一句玩笑，气氛立刻活跃起来。 方志纯随后说明了自己的组织关系和赴江西任职的安排，又提到贺子珍、贺怡姐妹同行的情况。陈毅听后十分高兴，决定请大家吃饭。对他而言，这既是为老朋友接风，也是上海方面对江西干部的一份礼数。 席间，陈毅谈起赣南岁月。那时部队条件艰苦，吃肉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后来队伍转战山东，生活虽有所改善，但粮食仍不宽裕。说到这里，他拿起筷子比作大葱，笑着念起当年的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高粱煎饼卷大葱。” 满桌人都笑了。 这顿饭持续了很久。陈毅的幽默，不是刻意摆出的姿态，而是从艰苦岁月里磨炼出来的豁达。那些年，干部和战士靠着粗粮充饥，靠着双脚行军，却仍能把苦日子说出几分趣味。 第二天晚上，方志纯又应邀到陈毅家中叙谈。两位老战友回忆往事，话题从赣南谈到山东，又谈到解放后的江西建设。夜深后，方志纯才返回住处。朱旦华一直等着他，听说谈话内容后，也为这份旧交感到欣慰。 临别时，陈毅专门想到江西的实际困难。他打电话给粟裕，交代道：“你亲自帮忙挑十部汽车，再配十名可靠的司机。” 在当时，汽车不是普通交通工具。江西山路多，许多地方道路条件差，干部往返各地主要依靠步行、牲口和少量车辆。一部汽车既关系到工作效率，也关系到物资运输和基层联络。十部汽车，对刚刚接管不久的地方政权来说，意义远超过一件私人礼物。 陈毅还送给方志纯一辆美制吉普车。看到方志纯仍穿着布鞋，他又特意送上一双胶鞋，并提醒江西多雨，布鞋容易浸透。这样的安排很细，却体现出他对老区干部生活状况的了解。 不久，上海方面把汽车和司机送到指定地点。方志纯带着车队南下，车上装载的不只是交通工具，也有上海对江西老区的一份支援。到达南昌后，这些车辆很快投入工作，穿行于机关、基层和各地之间。 汽车在城市里或许并不稀奇，在当时的江西却是难得一见的新鲜事。有一次，方志纯与朱旦华乘车外出，途中遇到一位老战友。对方一边叙旧，一边不时看向吉普车。方志纯看出了他的心思，便招呼道：“上来坐坐，看看这车。” 老战友上车后，摸摸车门，又看看仪表，兴奋得像个孩子。这个细节说明，汽车在当时不仅承担运输任务，也让长期生活在战火和贫困中的老区群众，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新的交通工具。 1950年春，贺怡准备前往吉安承担地方工作。临行前，她向方志纯提出，能否把那辆吉普车带到吉安使用，让当地干部和群众也能见识一下。方志纯了解老区情况，当即答应下来。贺怡乘车出发，汽车也由此成为联系地方工作的实际帮手。 贺子珍因身体原因留在南昌休养。方志纯早年在苏区与她相识，又曾在苏联时期与她有工作交集，因此对她多有照料。此后，贺子珍在南昌、上海等地居住，后来在方志纯帮助下，于1958年较为安定地住在南昌三纬路。那支从上海出发的车队，也早已融入江西新政权建立初期的日常运转之中。 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