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育通过传达官方叙事并强化国民认同，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历史教科书作为历史教育的主要载体，是国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扮演着塑造国家身份、目标和利益的关键角色。汉娜·席斯勒(Hanna Schissler)将历史教科书定义为“集体记忆或时代精神的来源，是一个国家的‘自传’……是大众教育的武器”。历史教科书往往将国家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通过创造某种集体记忆，来塑造共同的国民身份，以帮助未成年人形成对国家、社会和文化共同的归属感。历史教科书问题还会直接影响国家间关系。一些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对涉及到他国的历史事件加以选择、遗忘和歪曲，导致国家间关系紧张。如中日、韩日围绕着日本修订教科书的问题产生的摩擦；土耳其和希腊、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和北塞浦路斯在教科书问题上的不同历史叙事，也给双方的和解增加了障碍。 近些年土耳其的政治社会正在经历复杂的变革，其历史教科书也在新的意识形态和教育理念指导下进行了多次修订。土耳其历史教科书对中国的叙述折射出土耳其民族国家建构的深层逻辑，研究其历史叙事有助于从微观上深入考察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建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土耳其的教科书，特别是中学历史教科书反映和塑造的中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耳其精英和大众对于中国的认识。本文主要关注2012年土耳其教育改革以来使用的多个版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对其中涉及古代中国的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并与1931年土耳其第一部集中反映共和国意识形态的历史教材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探究土耳其历史教科书关于古代中国历史的叙事特点及内在逻辑，阐明其历史教科书中的古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如何服务于土耳其国家建构。 一、土耳其的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变化 土耳其的教育投入比重在发展中国家中属于较高水平。该国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土耳其教育投入为2 709亿里拉，占国内生产总值(GDP)5.4%;2021年教育支出为3 440亿里拉，占GDP4.8%。2021年教育所占比重略有下降，但仍然高于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1923年建国以后，土耳其就开始实行五年义务教育。2012年土耳其通过了新的中小学教育立法，推行12年义务教育，即“4+4+4”学制，其中初等教育为8年，1—4年级为初等教育第一级，5—8年级为初等教育第二级，9—12年级为中等教育，相当于4年小学、4年初中和4年高中。按照《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第24条规定，教育坚持世俗化原则，宗教教育必须在国家的监管之下进行。 土耳其的教育体制实行中央集权，公共教育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后，于1924年颁布《教育统一法》,将教育机构置于国家教育部统一管理之下，以培养“理想公民”。反映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小学教科书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工具。1926年，教育部成立了教学和教育委员会，负责审查教科书，并委托编写新教科书。土耳其教育部主导教科书选用和审定的各个环节，所有教材均由国家教育部编制或批准。教育部下设的教育委员会对有关单位或私营出版社提交的教科书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出版。每年进行两次审查，委员会的决议有效期为5年，其批准印刷的教科书由教育部购买并免费分发给学校。 在欧洲的影响下，土耳其很早就将历史教育纳入官方教育体系。1869年，奥斯曼帝国出版了第一本历史教科书《奥斯曼历史概要》,成为现代土耳其历史教学的基础。此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教育以“奥斯曼主义”为指导思想，通过塑造不同的族群和宗教群体共同的“奥斯曼身份”,以对抗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影响。奥斯曼帝国在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中遭到惨败，失去巴尔干大部分领土。1913年，突厥主义意识形态被纳入帝国的历史课程。随着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崩溃，民族主义史学占据了核心地位。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后，凯末尔将历史教育作为塑造土耳其人身份最重要的工具。1924年土耳其实行教育改革，其核心目标是在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基础上培养忠诚的公民，而历史教学改革是其中的核心内容。20世纪30年代的官方历史书写和历史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凯末尔主义，特别是其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理念。 △ 凯末尔（1881—1938年） 长期以来，教科书一直是“话语舞台”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内部各种政治和文化力量相互对抗的“战场”。虽然现代土耳其的教育理念以凯末尔主义为基石，但是如何理解凯末尔主义成为土耳其政治和学术精英争论和斗争的焦点。土耳其的学校课程和教科书也成为“不同群体塑造国家过去和未来方向的战场”。尽管土耳其世俗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对教科书的有着不同的叙事重点，但最终目标都是利用历史教科书传播民族主义叙事，精心培养民族认同，在学生中形成对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归属感。建构独立、连贯和光辉的土耳其人历史，为现代土耳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