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半，门铃响了。 我趴在猫眼上往外看，头皮一下就麻了。 表姐何春燕一家三口堵在门口，大包小裹堆了一地。 表姐脖子上贴着白纱布，身后站着表姐夫卢磊，脚边蹲着叼烟的卢小龙。 舅舅何保国站在最后头，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 表姐抬手又按了一下门铃，隔着门板扯着嗓子喊：“瑞芳，你开门，姐姐走投无路了。” 我攥着门把手，后背贴着冰凉的墙。屋里衣柜的夹层深处，有一个铁盒子，里面锁着一张存单。上面的数字，够表姐一家活十辈子。 可这个秘密，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1 我妈是半夜出的事。 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听见隔壁房间传来一阵闷响，像是有人从床上滚到了地上。 我一个激灵翻起来，鞋都没穿就冲过去。 我妈倒在床边，半边身子压在地上，嘴歪向一边，眼睛瞪得老大，想说话，舌头却像被什么绊住了，只能发出嗬嗬的声音。 我打了120，一路跟到医院急诊。医生说，肾衰竭，本来就在等肾源，又突发脑供血不足，人先住院观察，等稳定下来再做进一步检查。 我在走廊的连椅上坐了一整夜。 天亮的时候，我妈被推进了病房，迷迷糊糊拉着我的手，问我花了多少钱。 我说没多少，你别操心。 她不信，眼睛盯着我，那眼神里有一种我熟悉的东西，她知道我在说假话。 三年前她就开始透析了。 每次去医院，她都非要看缴费单。 我把单子上面的金额用黑笔涂掉再给她，她看出痕迹了，捏着那张纸看了半天，最后叹了口气，说闺女，妈拖累你了。 我没法告诉她实话。 我妈不知道我手里有多少钱。 全世界都不知道。 三十五岁那年，我丈夫在工地上出了事，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脑浆都摔出来了。 建筑公司赔了一百二十万。 那时候我女儿婉琳才十岁，我妈还在老家种地，我揣着那张存折，在没人的地方蹲了整整半天，哭到嗓子发哑。 后来老家拆迁，我拿着丈夫留下的那笔钱，又添了一些，咬咬牙买了两间沿街铺面。 那时候铺面便宜，没人看好那个地段。 谁也没想到，五年后城市规划过来，铺面拆迁翻了十几倍。 一百二十万滚成了八百多万，我再买再卖，折腾几轮，慢慢滚成了三千多万。 钱就这么多了起来。多到我每次打开手机银行，看着那串数字，心里都发慌。 我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在外人面前，我就是一个丈夫早死、一个人拉扯孩子的寡妇。 日子紧巴，手头拮据，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几年下来，连我妈都信了，时不时让邻居捎点自己腌的咸菜给我，说我过得苦，省着点用。 我不会想到，真正的麻烦，是从舅舅的出现开始的。 那天下午，我在缴费窗口排队。 前面的人一个接一个，队伍挪得像蜗牛爬。 我看着电子屏上跳动的数字，脑子里想的却是我妈的化验单，医生说眼下最重要的是先稳定病情，排到肾源之后，手术费加后续费用，前后加起来最少得六十万。 六十万。这个数字对我妈来说，可能就是一条命。对我卡里的存款来说，只是一根毫毛。可我不敢正大光明地从那张卡里取钱。 我掏出另一张银行卡，里面存着的是几个月攒下来的现金。 我每个月卖手工做的小零碎，挣个两千三千的，一分不动地存进去。 后来这张卡就是我的门面，谁问我存款，我就亮这张卡。 余额不足五千。 “你妈这个病不能拖了。”医生的话还在耳朵边，“尽快转院去市里，排上肾源才有希望。” 转院要押金，肾源还要等，我脑子里正乱着，猛地听见身后有人说了一句：“瑞芳？” 我转过身，看见舅舅何保国站在我身后。 他应该是来看牙的，左右两边腮帮子都鼓着，手里攥着一本病历本，眉头皱成一个疙瘩。 他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里攥着的缴费单，目光顿了一下。 “谁病了？”他问。 我说我妈住院了。 他没说话，跟着我走到病房门口，隔着玻璃往里看了一会儿。 我妈睡着了，输着液，脸色蜡黄蜡黄的。 舅舅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转头问我：“你手里现在有多少积蓄？” 我的后背一下就绷紧了。 “没多少。”我说，“这些年存了十来万吧，治病肯定不够，走一步看一步。” “十来万？”舅舅盯着我，语气里透着一丝不太明显的探究，“你妈这个病，十来万可不够。” “不够也得治啊。”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像是一个真的只有十来万积蓄的女儿，“走一步看一步，实在不行就把房子卖了。” 舅舅没再说什么。 他那双浑浊的眼睛在我脸上绕了一圈，最后又落回病房里的母亲身上。 隔着一层玻璃，我发现他的目光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愧疚，又像是别的什么。 当晚，我送走舅舅，回到病房里陪床。 我妈睡着了，输液的滴管一闪一闪的。 我坐在床边，打开手机银行，看着屏幕上那串熟悉的数字。 家里的破皮沙发早就塌了，我缝了又缝。 我妈前年住院时同病房的老太太劝我买个按摩椅给老人，我说买不起，等以后有钱再说。 我锁灭屏幕，把手机收到贴身的口袋里。 走廊尽头的电视里放着什么节目，声音断断续续飘过来。 我看了一眼床上的母亲，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疲惫。 舅舅的试探，表姐的算计，这些都不算最可怕的。最让我害怕的是，我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