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正制造一个可怕的共识：对华战争，可无视道德底线和伦理原则

看过老电影的人，对“缴枪不杀”这四个字都不陌生。冲锋号一响，战士们一边追一边喊，对面只要放下枪、举起手，命就保住了。这句话很朴素，背后是人类打了几千年仗才攒下的一条老规矩：放下武器的人，就不再是要杀的人。 今年3月13日，五角大楼的一场记者会上，传出来的是另一种喊法。谈到对伊朗的战事，五角大楼掌门人赫格塞斯说，美军攻打伊朗会继续推进，“不饶命，不留情”。这里“不饶命”是个老军事用语，意思就是不受降、不留俘虏。 这话一出，懂行的人坐不住了。《华尔街日报》记者当天就指出，“不饶命”违反国际人道法。海军出身的参议员马克·凯利说得更直白：下这种命令，就是不抓俘虏、直接杀掉，违反武装冲突法。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就明文禁止宣布“决不纳降”。 一个大国的军队主官，当众说出一百多年前就被禁止的话，结果什么事也没有，战争照样由他指挥。这不是个人脾气的问题。西方一部分决策者当中正在形成一种风气：对手越大，规矩越可以放松。在华盛顿的盘算里，最大的那个对手一直是中国。 伊朗只是一块试刀石。差不多同一时间，华盛顿还闹出一桩看着不相干的风波。美国人工智能公司“人择”给自己的技术设了两条硬杠杠：不能用于完全自主的武器，也不能用于对美国公民的大规模监控。五角大楼要的是“一切合法用途”，双方就谈崩了。 接下来的处理之重，出乎不少人意料。赫格塞斯和特朗普给这家公司贴上“供应链风险”的标签，还命令所有联邦机构，包括国防系统以外的部门，都停止和它合作。这个标签过去只用在和外国对手有牵连的公司身上，这次是头一回贴到一家美国公司头上。 为什么这么急？五角大楼负责技术的官员埃米尔·迈克尔给出的理由很说明问题。他把这些伦理限制说成“非理性的障碍”，因为军方正在给无人机、潜航器这类机器更大的自主权，好跟中国这样的对手竞争。“开不开火由人拍板”这条底线，在“要赢中国”这几个字面前，成了碍事的东西。 官司打到现在，还在来回拉锯。8月27日，加州一名联邦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给这家公司贴标签的做法违法。可到了9月25日，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以2比1的结果，判五角大楼胜诉。 多数派法官在判决里接受了军方的说法，认为约束过多的人工智能模型可能会突然停止运行，导致重要军事行动失败。持反对意见的法官则写道，法律从来没有把承包商诚实、事先讲明的使用限制当成可以拉黑的风险。公司表示仍在考虑各种选项，包括请求进一步复审。 一家公司守着的两条底线，连法官之间都吵成这样，军方为什么非要拆掉不可？答案要到他们设想的下一场战争里去找，地点就在台湾海峡。 今年2月，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了一份报告，题目叫《为台湾打造地狱景象：重新思考不对称防御》。所谓“地狱景象”，是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在2024年提出的概念。照报告的设计，要从登陆海滩往外，铺开一片纵深80公里的多层“海上地狱”，用不同的无人机和武器组合去击沉、毁伤或干扰运兵船只。 报告的具体办法，是让成千上万架无人机和其他装备布满台湾周边的天空和海面，从多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报告里有一句话耐人寻味：这个构想更适合当作台湾自己的防卫概念，而不是美国的。 换句话说，无人机用台湾的，战场放在台湾的海边，美国人不必亲自下场。报告还提醒，冲突初期外部援助可能被延误或受阻，台湾必须准备好自己防守。被设计成“地狱”的这片地方，住着两千三百多万台湾同胞，在作战图上，他们成了可以拿来消耗的筹码。 民进党当局却一路跟着走。报告提到，赖清德当局已经在扩大对商用无人机制造的投资，还建议通过特别防务预算，把更多资源投到岛内无人机生产上。花的是台湾地区民众的钱，冒的是台湾地区民众的命。 这种把人命当筹码的思路，不是军人对着地图自己画出来的，舆论早就在铺路。2023年2月，长期关注中西关系的学者钱德兰·奈尔在《外交家》杂志撰文，批评西方媒体的涉华言论已经失控。他总结出一种流行叙事：为了阻止中国崛起，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哪怕不合法、不公平。 一个国家在民众眼里一旦被说成“非对付不可”的威胁，再出格的手段也显得情有可原。三年过去，当年报纸上的“不择手段”，已经变成了采购合同里的条款、智库报告里的作战图，还有记者会上的狠话。 赫格塞斯本人就是这条路上跑得最快的人。去年9月他给五角大楼改名“战争部”时，就把“最大杀伤力”挂在嘴边。舆论注意到，他一边反复使用“不饶命”“最大杀伤力”这样的说法，一边清洗军中的法律顾问。管着军队守法的人被换掉，后果很快就来了。 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开战的第一天，战斧导弹击中了伊朗南部米纳卜的一所小学，当时孩子们正在教室里。这次袭击造成150多人死亡，其中约120人是儿童。那块校园2015年以前曾属于旁边的海军基地，网上地图早已把它标成学校。 11月9日，即将离任的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马西重新提出了他9月首次提出的八项弹劾条款，指控赫格塞斯纵容一种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