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讲了一句话，把消费低迷这个老话题的窗户纸捅破了： 消费率上不去，根子不在老百姓“抠门”或“没信心”，而在国民收入这块蛋糕的“第一刀”就切偏了。 很多人一听居民消费率只有40%，第一反应是老百姓不愿花钱。但刘元春的逻辑很清楚——不是你不想花，是你手里能花的钱，从源头上就比别人少。 国民收入分配分两个环节。第一个叫“初次分配”，就是GDP造出来之后，在居民、企业和地方三者之间怎么分。 按照国际通行规律，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大约拿走66%的国民收入，企业占20%，地方占15%左右。而我们呢？住户部门只拿走了60.6%，比国际平均水平低了5.4个百分点。企业部门拿走24.7%，比国际高出4.7个百分点。 5.4个百分点听起来不大，但放到2025年130多万亿的GDP里，那是每年超过7万亿的资金，从居民的口袋里流向了企业的账上。 企业拿多了之后干什么？两个去处：要么躺在银行账户吃利息，要么投资扩产能。但居民手里钱少，消费跟不上，于是产能越扩越大，商品越积越多，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就是这么来的。 钱从居民部门流向企业部门，企业再用这笔钱去建厂房、买设备、造更多商品——这条链路本身就是“供强需弱”的根源。不是老百姓不消费，是国民收入的大头，压根就没到老百姓手里。 如果说初次分配是“做蛋糕”时的分法，那再分配就是“切完蛋糕”之后的二次调节——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手段，把差距拉平一些。 刘元春指出，我们第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只有大约12%，对基尼系数的拉低效果非常有限。而欧盟国家通过再分配，能把基尼系数拉低大约40%。 这意味着什么？初次分配已经让居民拿少了，二次分配又没能有效补回来。两层叠加，结果就是老百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比理论上应该拿到的少了一大截。 统计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6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但中位数只有19036元，中位数是平均数的82.8%。这意味着将近一半人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数被高收入群体拉上去了，大多数人拿到手的钱，比统计数字上看起来的要少得多。 收入差距越大，消费率越低——因为富人把钱存起来、投资，穷人有消费意愿但没钱花。我国居民储蓄率高达45%，比世界平均水平30%高出15个百分点，其中超过60%属于预防性储蓄。不是大家爱存钱，是住房、医疗、教育、养老这“四座大山”压着，不敢花。 2025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40.1%。横向对比：美国68.1%，英国和意大利约57%，波兰53.6%，阿根廷63%，连泰国都有48.5%。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居民消费率均值为56.6%，中等收入经济体为52%，我国只有39.1%，在149个经济体中排名靠后。 有人说这是统计口径问题——我国基础民生服务价格远低于发达国家，教育、卫生、居住服务价格分别只有美国的54.2%、30.7%、32.2%，所以金额上被低估了。这话有一定道理，中金公司的研究也证实，剔除价格因素后差距会缩小一些。但粤开证券的测算显示，即便完全剔除自有住房租金和医疗支出，我国居民消费率仍然比美国低约24个百分点。 口径调整能缩小差距，但改变不了消费率偏低的基本结论。 更值得关注的是服务型消费。我国居民的服务消费占比只有25%左右，发达经济体普遍超过50%。不是大家不想享受服务，而是医疗、养老、教育、文旅这些领域，公共供给不足，私营价格偏高。老龄化社会来了，对护理、康复、医疗保健的需求越来越大，供给却明显跟不上。 这几年，为了刺激消费，政策工具箱几乎翻了个遍：消费券、以旧换新补贴、贴息贷款。短期确实有效，但政策一停，消费马上回落。 刘元春的判断很直接： 消费疲软如果源于结构性因素而非单纯的周期性因素，仅靠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是难以根本解决的。 这句话点中了要害。消费券是短效兴奋剂，以旧换新是提前透支需求，它们都是在“分蛋糕”结果不变的前提下，试图让居民把手里的钱多掏一点出来。但如果蛋糕的第一刀就已经切偏了——居民拿的本身就少——那你再怎么刺激，能刺激出来的空间也有限。 2026年上半年，住户存款余额达到173.48万亿元，仅上半年新增存款就有7.59万亿元。与此同时，居民贷款增速持续下滑，住户部门贷款一度转为负增长。居民不是在“等信心恢复”，是在“去杠杆”——优先还债、减少借贷、收缩资产负债表。 这种防御性行为模式，不是发几百块消费券就能扭转的。 刘元春对消费问题的分析，其实是两层结构： 第一层：初次分配切偏了。 居民拿少了，企业拿多了。企业拿多了就扩产能，居民拿少了就缩消费。供强需弱的根源在这里。 第二层：再分配没兜住。 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的支出压力，迫使居民不得不加大预防性储蓄。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不够，没能把初次分配的偏差矫正回来。 这两层叠加，才形成了今天这个“40%消费率+45%储蓄率”的畸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