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辽东营口，国民党第52军军长刘玉章站在阵地边，看着远处逐渐逼近的东北野战军。他没有选择固守待援，而是判断对手长途奔袭、疲惫未歇，决定用反冲锋打乱进攻节奏。这个决定，让52军成为辽沈战场上少数能够成建制撤离的国民党部队。 刘玉章并非凭空冒出来的将领。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早年从排长、连长、营长一路升起，北伐和军阀混战中多次负伤。一次战斗里，子弹削掉了他头顶一块头皮，伤愈后再也长不出头发，索性剃成光头，“刘光头”的外号由此而来。 他的性格也像外貌一样硬。说话直，脾气急，军营里不太讲究文雅，部下私下称他是“粗中有细”。有一次有人因分配问题争执，他把人叫到跟前，骂了几句，又说道：“我对谁都一样，别闹了，回去把事情办好。”话糙，却很符合他的带兵方式。 在国民党军队中，刘玉章升迁并不算快。抗战初期，他还只是团级军官，后来凭借战场表现，才逐渐担任师长、军长。不得不说，他不擅长经营关系，却熟悉部队，也知道什么时候该硬顶，什么时候必须撤退。 东北战场上，摩天岭一战让他声名大振。摩天岭位于辽阳附近，是辽南交通的重要门户。东北民主联军早已经营此地，构筑了较完整的防御体系。刘玉章没有贸然把部队投入山口，而是集中兵力，先夺取较易突破的小摩天岭，再向主阵地推进。 战斗最激烈时，国民党军一度被压制。山炮难以在山地展开，火力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刘玉章随即命令拆炮、运炮、重新组装，把火炮搬上能够支援进攻的位置。炮火恢复后，进攻部队再次压向山岭，最终夺取阵地。 这场胜利的规模并不大，也没有改变东北战局，但它说明一个问题：国民党军并非每支部队都一触即溃，具体到某个战场、某支部队，指挥和训练仍可能制造麻烦。刘玉章也因此更加相信，只要抓住对手的疏忽，弱势一方同样可以打出局部反击。 辽沈战役进入决胜阶段后，锦州失守，廖耀湘兵团被围歼，沈阳方向的国民党军已很难挽回败局。52军没有被投入西进救援，而是负责控制营口，准备打通海上撤退通道。刘玉章明白，沈阳已成死地，营口才是部队保存实力的唯一出口。 东北野战军向营口推进时，52军采取了不同于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打法。它没有单纯等待阵地被突破，而是利用夜暗、村落和道路设置伏击，连续组织反冲击。前石桥子、侯家油房、白庙子、东马圈子等地，都出现过国民党军突然出击的情况。 有意思的是，东北野战军部分部队长途行军后急于求成，侦察和警戒出现疏漏，给了刘玉章可乘之机。一次战斗中，国民党军突入我军指挥位置，俘获一千余人，并缴获部分文件。相关部队被迫后撤，重新调整部署后才恢复进攻。 刘玉章后来对这次撤退颇为得意，曾将其比作“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个说法带有明显的宣传色彩，但从军事角度看，52军能够撤出营口，确实有几方面原因：撤退方向明确，港口准备较早，部队尚有组织力，同时东北野战军在局部行动中存在轻敌和衔接不紧的问题。 不过，局部胜利终究不能抵消全局失败。营口失守前后，东北国民党军的主要力量已经被消灭，52军的撤离只是保存了一支部队，并非扭转战局。把一次成功突围包装成决定性胜利，更多是为了给败退中的国民党军保留一点士气。 1949年5月，上海战役打响，刘玉章又在月浦地区与第三野战军交手。月浦靠近吴淞，是上海外围的重要屏障。52军凭借钢筋水泥碉堡、野战工事和交叉火力构成防线，平原地形虽然缺少天然屏障，却被密集工事弥补。 5月13日凌晨，解放军第29军第87师及第85师第253团向月浦发起进攻，经过两昼夜激战，于5月15日拂晓攻占月浦街区。战斗并未就此结束，守军仍依托外围工事顽抗。到5月23日，解放军攻占月浦东南高地，通往吴淞的道路被打开。 月浦之战中，解放军付出了较大伤亡，第259团团长胡文杰、第253团政治处主任王里等指战员牺牲。52军虽给进攻造成阻力，自身也损失严重，最终随上海守军撤往吴淞口，并乘军舰离开大陆。它没有取得所谓能够改变战局的“大捷”，却在国民党军普遍崩溃之际，留下了少见的成建制抵抗与撤退记录。 刘玉章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既不是能够挽救败局的统帅，也不是只会逃跑的将领。他懂得利用地形，敢于组织反击，更善于在大势不利时寻找退路。四野和三野的主力推进没有被他阻挡，但在摩天岭、营口、月浦这些局部战场，他确实让对手付出了代价。 特别
